这书没有年表，感觉需要自拟一个
第一章：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甲申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上吊，明朝灭亡。
第一节 明帝国的分崩离析
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吴三桂等人带领下撤入关内投降了大顺政权；
清廷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
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
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他自己说的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是亡国，还不是亡天下；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这个问题早就有人写过了,就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从西柏坡去北京临行前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乘车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说起了《甲申三百年祭》，他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这些说法有他们的意义。郭沫若1944年写的文章,反击的国党认为的明朝“一亡于流寇再亡于外寇”，所以要一边抗外寇一边剿流寇；毛主席讲这个话是要防止党在接管政权之后不变质的。
一般认为李自成大顺军进北京之后迅速腐化导致的失败，但是我感觉这么说很不准确。
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要说二十三天时间李自成就腐化得不会打仗了感觉这个说法相当靠不住。而且要说生活腐化不得民心，那清朝一会儿过来的时候更不得民心。
书中认为的是：
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而是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
所谓的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是追赃助饷政策，就是不怎么向老百姓收税但是找地主阶级抢钱。
后面吴三桂就听说过他老爹被李自成抄家的谣言，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就是没太把满清当回事，主要把对手当成明朝。
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具体的我就不必说了书里面都有。
第三节 吴三桂叛变与山海关之战
清廷对吴三桂进行招降是比较早的。他舅舅祖大寿老早就投降了，至于怎么投降的就要去问崇祯和袁崇焕了，当然这部分不属于南明史。
到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原因很多但是这里不想写。
然后就带人去北京见李自成了；然后路上走一半就又反叛了，原因的说法也很多，还有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看你怎么相信吧。
山海关之战李自成被吴三桂和满清联军击败,具体过程也不放在这里。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
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
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第四节 清军占领北京和大顺军西撤
大顺军经井陉退入山西。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响。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根，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整，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
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
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
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一节 继统问题上的纷争和史可法的严重失策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朝廷的一切政令无法发出，南京的高级官员大概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以后就再收不到邸报了。召兵紧急勤王和随之而来的音信不通，使南京各衙门大臣、守备太监、勋臣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四月十七日朝廷既已全部覆亡的消息被某北京润出来的高级官员（他的名字不重要）证实，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
当务之急是立君。 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他已经润到淮安，离南京很近）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然而，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 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 礼部侍郎钱谦益（头皮痒，水太凉那位）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这名字不重要） 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南京兵部尚书）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折中方案立桂王（人在广西）。
福王眼看自己要寄了，求助于镇将。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后来的江北四镇）决定拥立福王。
马士英眼看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藩，抓住时机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还蒙在鼓里。
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拥立定策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弘光朝党争的激化、武将的跋扈，最后导致覆亡，关键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
第二节 朱由崧的监国和称帝
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马士英手里，现在马士英既以“定策”首功备受朱由崧青睐，被召入阁辅政，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因此，他“自请督师淮扬”。
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
史出马入，在许多史籍中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其实弘光朝总共就一年）
第三节 四镇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在南直隶境内，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当时的一些人士都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意在保住江南；“青、兖、开、汝（指河南、山东一带），似置之不讲矣。”
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他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郑成功他爹）、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第四节 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
东林-复社；马士英，阮大铖
第五节 清廷接管畿南、山东等地和山东百姓的抗清斗争
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
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清廷以可乘之机。
山东各地百姓的反清义举此伏彼起，都是一种自发的斗争，从来没有得到南明弘光朝廷的支持。
青州之变（反清事件失败）
第六节 1644—1645年河南的形势
由于主力西撤而四分五裂，大顺军只控制着豫西等部分地区，其他地方一部分为死灰复燃的明朝官绅窃据，一部分被所谓“土寨豪杰”的地头蛇盘踞；
清方也乘虚而入，攫取了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彰德、卫辉三府。
以上：清廷自五月至十月主力没有南下，以多尔衮为首的领兵诸王都群集在北京（郑亲王济尔哈朗原留守沈阳，九月护送顺治帝来京）休息。
第三章：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一节 基本国策——“借虏平寇”
清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史学界有不同意见。
有的人认为从清兵入关占领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
也有人认为由明至清阶级矛盾一直处于主要地位。
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为:
如果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
而认为清军入关就标志着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显然不符合事实。甲申五月，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它的基本思想有其历史渊源：
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 ，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一些幕僚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北方少数民族兵力共同镇压汉族内部的农民起义。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弘光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第二节 清廷对南明弘光政权态度的变化
山海关战役后，清廷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开初在总体战略上并没有定见。
多尔衮设想的移都北京以图进取，究竟进取到多大范围，也心中无底。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他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
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其次，降清的官僚中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士，他们惟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分隶两个对立政权。第三，事态的发展也为多尔衮等人决策提供了依据；最终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七月二十八日，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弘光朝廷派来的副将何拱薇、参将陈万春带了一封信给史可法，全文如下：（略）
大致内容：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抗清劲旅大顺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飘渺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
史可法的复信措辞极为软弱。他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企图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对于降清的吴三桂，多尔衮信中一再以清方所封平西王称之，树之为“典例”；史可法不但不敢稍加指斥，还以赞赏口气说“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至于弘光朝廷的偷安江左，自朱由崧即位到史可法回信已过了整整四个月，一兵未发，史可法无以自解，仅以清军入关为由，说是“王师既发，复次江淮”，原因是为了避免同清方摩擦。”
第三节 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
弘光朝廷既然热衷于“联虏平寇”，派出使团同清廷勾结就成了当务之急。
六月初三日，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二十一日，使团由南京出发，“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
按情理说，弘光朝廷既然正式派出使团去同清方谈判，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使团出发时，左懋第感到朝廷赋予他的任务不明确，上疏要求澄清。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朝廷重臣“联虏”心切，听不进他的意见。“时可法驻泗州，与懋第相见，谓曰：‘经理，具文耳；通和，诏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东豪杰稽首愿效驱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 。在史可法等人的逼迫之下，左懋第违心地踏上了北行之路，在前途渺茫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不屈于清廷，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而已。
弘光朝廷派陈洪范为北使重臣，本意是考虑到他久历戎行，同吴三桂等人有交情 ，便于联络。但他是弘光北使团中的清方奸细。
（中间过程省略）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团既没有相应的武力作后盾，适足以自取屈辱。左懋第被拘禁于北京，清廷曾多次劝说其投降。左懋第坚贞不屈，到弘光朝廷覆亡后，被清廷处死。弘光朝廷见左懋第、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却被释回，事有可疑，认为陈可能是清廷的间谍，却并未追究，仅令其回籍了事。
北使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
可是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却在疏中写道：（“此处内容省略”）
这段文字似乎说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是主要的危险，然而语言的混乱透示出思想的混乱。既然明知清廷拒绝接收弘光“国书”，使臣被辱，“和议固断断难成”，又说什么“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更荒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梦寐以求的“联虏平寇”推而广之，断定如果大顺军兵力尚强必然会同清军结为联盟，“先犯东南”。接着提出建议：“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显然，直到北使破产以后，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
第四节 弘光朝廷的军政和财政
存目
第五节 弘光朝廷的腐败
存目
第六节 清廷对大顺和南明用兵策略的变化
十月间，多尔衮决策分兵两路征服全国。
具体部署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
就多尔衮的战略部署而言是错误的。因为清廷除了留下少数兵马驻防京师及其附近地区外，主要的兵力同时投向西面、南面两个方向，两路大军势必越走越远，呼应不灵。李自成计划在陕北打一个大胜仗，狠煞清军威风。
关键时刻清廷改变了多铎部的进军方向，原因是驻守山西平阳（今临汾）和河南西部的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反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多铎改变进军方向，由南下转为西进，先解沁阳之围，然后进攻潼关，打开入陕门户，同阿济格部清军南北合击大顺军。
多铎部清军暂缓南下，使南京的弘光朝廷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其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如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之流的目光短浅，侥幸图存和敌视人民则暴露得淋漓尽致。在阿济格、多铎两大主力全部投向陕西战场同大顺政权一决雌雄的时候，清廷在畿辅、山东、豫东部署的兵力相当有限，只留下肃亲王豪格带领为数不多的军队扼守黄河。
大学士马士英、史可法惟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取山东等地将触怒清廷，引火烧身。东线无战事，给满洲贵族提供了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第四章：大顺政权的覆亡
第一节 潼关战役和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
清朝豫亲王多铎、智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统领的军队在怀庆地区击败当地大顺军后，于孟津县渡过黄河，十二月十五日进至陕州。李自成得到这个准确情报，知道驻防潼关的巫山伯马世耀部下只有七千余兵马，难以抵御多铎统率的大批清军。 一旦潼关失守，西安在所难保，因此他亲自同刘宗敏、刘芳亮等大将带领原拟赴陕北的大顺军主力赶往潼关。清廷对夺取潼关的战略意义高度重视，作了充分的准备。十二月内增派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统兵经山西蒲州渡河协征 ，并且急调红衣大炮(在传说中袁崇焕在辽东用这个轰死了努尔哈赤)供攻关之用。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具体过程略
潼关战役持续了十三天，这是决定大顺政权能不能保住西北地区的关键一战。大顺军失败了，正月十八日多铎部占领西安。不久，阿济格部也到达西安。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部按原定计划往攻南京，阿济格部负责追剿大顺军。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顺军由于南撤的路线不同，形成了东、西两大集团。东路即上述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主力，由陕西商洛经河南到达湖北襄阳，会合驻守当地的白旺部继续东下武昌等地的大顺军；西路是原防守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在清军占领西安以后无法直接南撤，而向西转移会
合其他驻守西北的大顺军取道陕西汉中南入四川，然后顺江到达湖北荆州地区。
第二节 陕北战役和大顺军放弃西北
潼关战役时清阿济格统领的军队也已经进入陕北。其部下有固山额真谭泰等满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以及从宣府、大同、山西抽调的汉族降附军，兵力相当雄厚。
大顺军方面的部署是毫侯李过（改名李锦）守延安，高一功守榆林。
延安失守后，李过部向西转移；阿济格即率清军主力南下西安。高一功据守榆林半月之后，主动放弃该地，实力没有多大损失。
李过、高一功率部撤离陕北，是在李自成放弃西安以后，从延安到西安之间有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已经不可能按李自成南撤路线行进，因此，他们采取向西转移，先到宁夏的惠安堡 ，然后会合了镇守西北甘肃、青海等地的大顺军一道向南撤退。
为了同李自成统率的主力会师，采取的路线是由陕西汉中入蜀，顺长江东下湖北，在1645年夏抵达今湖北省荆州地区。
从后来的情况看：
李自成、刘宗敏统率的大顺军主力（即东路军）遭到阿济格部穷追猛打，领袖人物牺牲，实力损失很大，部下余众各奔前程，有的降清，有的依附南明何腾蛟(还记得他不)，有的孤军作战，有的转入李过、高一功部下；
而李过、高一功领导的经四川入湖广的部队却成了后期大顺军联明抗清的主力。
第三节 李自成的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
1645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经陕西蓝田、商洛撤入河南。由于撤退时携带家属和辎重，行军速度相当缓慢。阿济格把料理西北事务交给陕西总督孟乔芳，随即统兵猛追李自成部大顺军。据阿济格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他带领的满汉军队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北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德安（今安陆）、武昌、富池口（湖北省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
大约在三月下旬，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到达湖北襄阳一带。
当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河南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兵员七万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 。由白旺统率的这支驻屯襄阳、荆州一带的重兵是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带领主力北上歼灭孙传庭部秦军时留下守卫“襄京”的一支精锐部队，目的是扼制明左良玉军趁虚尾追。
李自成决策把襄、荆四府驻防主力调集跟随主力东下，是因为想抢在清军之前夺取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需要这支比较完整的生力军。
但是，这次集中兵力是失策的。因为：一、自古以来夺取或保卫江南必据守襄、荆；二、大顺军放弃黄河流域以后，惟一的后方基地只剩下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这一地区一旦放弃就变成无后方作战。镇守大将白旺曾经提出过异议，以为这一地区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经比较巩固，驻防军也不弱，应当固守。
但是，李自成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当阿济格部清军尾追而来时，大顺军后方空虚，缺乏兵力阻滞清军前进。白旺部主力随李自成东下后，襄阳等四府轻易地被清军占领。
尽管李自成的主观意图是夺取江南为基业，实际结果却是他从崇祯十五年（1642）冬开始建立的各级地方政权全部瓦解，大顺军又回到了原先流动作战的状态。
当李自成统率大顺军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时，南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连章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可能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发，带了一支军队赶往湖北蕲春，同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一带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部，一时“武、岳大震” 。左良玉不敢迎战，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祯帝“太子”密谕，扯起“清君侧”的旗帜全军乘船东下，放火焚毁武昌。
李自成带领大顺军进驻劫后烬余的武昌后不久，阿济格部清军就追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 。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被清军击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继续东下。 这时，大顺军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既无地方提供后勤供应，又要保护着随军家属，十万以上的大军随地筹粮，势必出现组织混乱，指挥不灵。
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位居文官武将之首的汝侯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将领的家属也被清军俘获。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为东下南京而准备的几万条船只也被清军缴获，兼之多铎部清军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不得不改变进军方向，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大顺皇帝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击杀。
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
第一节 南渡三案——大悲、伪太子、“童妃”
朱由崧既以亲藩得继大统，对于最具帝位继承人资格的崇祯三子自然惟恐其不死。
早在甲申七月间就仅仅依据一个卑微小官的传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经遇害。 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诏“谥皇太子慈焕曰献愍，永王慈焕曰悼，定王慈灿曰哀” ，(李清《南渡录》卷四。按，永、定二王名字诸书颇有出入。这里是引文，不便更改。)借以掩人耳目，杜绝民望。实际上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起，兵荒马乱，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祯帝三个儿子的下落。尽管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号称 “朱三太子” 的案件层见迭起，
但惟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焕长期隐姓埋名，充当私塾教师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东汶上县被清政府捕获，全家处斩 。
朱由崧登基，挫败了某些东林—复社人士拥立潞王的计划。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国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却都贯串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一、大悲案。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明末亲王确实有不少改行当和尚的）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经过会审后将大悲处斩。
二、假太子案。1644年十二月，某官员的奴仆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分，少年自称是皇太子。少年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这个少年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被交付锦衣卫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 随令众官同往审视。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熟悉太子的模样，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
弘光立国之时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他一个。如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识 ；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 。
从现存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纯属假冒，没有人提出过异议。问题是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这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三、“童妃案”。跟第二个差不多，就是有个女生说自己是弘光帝以前的老婆之一。
就案件本身而言，无论童氏是冒充，是误认，还是与朱由崧有过一段旧情，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历史上无赖之徒冒充头面人物屡见不鲜，即以南明来说，永历初也出现了假弘光帝（一个和尚）骗得许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没有像弘光一朝这样闹得乌烟瘴气。
究其根源，正在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他们爱走极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乱。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
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以“国史”自居，对弘光迎立作了如下的描写：（略）
他的弟子万斯同写道：（略）
黄宗羲的好友林时对撰《南都三大疑案》说：（略）
再看另一复社人士钱秉镫的说法：（略）
钱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记载道：(这段引文较短可以贴在这里)
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
把上引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的叙述联系到一起，分明看出这种流言蜚语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个异姓子弟的冒牌货。言外之意，马士英等“奸雄”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着潞王朱常淓这样的正宗“贤王”不立，却拉来一个身分不明的人拥上皇帝宝座，无怪乎要亡国灭祀了。
书中批驳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的荒诞，并不是仅限于探讨史料的真实性，更无意于钻究宫闱秘事，而是说这三人的记载透露了弘光朝廷上党争的激烈情况。
真正的策划者未必是他们，因为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水火，而黄宗羲等人在当时朝廷上并没有地位，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
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责任。
第二节 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1645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只是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廷，而是想在扑灭“流寇”中充当清军的盟友。史可法的部署是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即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
高杰出师时，也曾给驻守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一再表达的“会师剿闯”显然体现了史可法的意图，以“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如清方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谈里给自己增添一点筹码。可是，清廷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经确定，根本不愿考虑联合南明的问题了。
豪格在回信中乘机再次招降，而对“合兵剿闯”则不予理会，全信如下：
“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复。”
1645年（弘光元年）正月初十日，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
镇守该地的明河南总兵许定国已经秘密同清方勾结，并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儿子送往黄河北岸清军营中充当人质。
高杰大军进抵睢州使许定国惶恐不安，进退失据。他深知兵力敌不过高杰，请求豪格出兵支援又遭到拒绝，只有横下心来铤而走险。一面出城拜见高杰，谬为恭敬；一面暗中策划对付办法。
高杰已知许定国把儿子送入清营的消息，为防止他率领部下把睢州地区献给清朝，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越其杰、陈潜夫陪同前往。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
半夜，伏兵猝发，把高杰和随行兵卒全部杀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立即攻入睢州对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许定国率部过河投降清朝。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
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的计划全盘落空了，他伤心备至，亲自赶往高军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
高杰妻邢氏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南逃。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 ，“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第三节 左良玉率兵东下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之一。他自崇祯十二年玛瑙山战役之后长期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弘光登极的时候，他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比较强大。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他的反感。湖广巡按御史黄澍本是个龌龊小人，在左良玉同弘光朝廷之间猜忌日深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居中调停，反而以左良玉的兵力为后盾，企图在弘光朝廷中提高自己的地位。
到1645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军的追击下进入湖北襄阳地区时，左良玉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 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 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左良玉“以久病之躯，恸浔变之惨，一时殒命”。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 。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南京城中的情况也颇为微妙。在左部叛军进逼池州，清兵大举南下的危急关头，弘光帝发出了“上游急，则赴上游；敌急，则御敌”的旨意 ，完全处于被动局面。马士英、阮大铖也明白无论集中兵力对付任何一方，南京都有陷落的危险。因此，他们暗中已作了拥兵出逃的准备。
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第四节 扬州失守
摧毁南明弘光朝廷的清军实际上是三路齐头并进。
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经洛阳东进至商丘，然后向南直趋泗州、扬州，进攻南京，得手后分兵攻取太平府（今当涂）、芜湖，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是为中路。
英亲王阿济格部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由陕西商洛、河南邓州，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带，除击溃李自成带领的大顺军外，乘势解决左良玉部明军，同多铎部在今安徽省境内会师，是为西路。
另一部清军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收取宿迁、淮安、兴化、通州（今南通）、如皋以及长江以北滨海地区，这支清军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刘泽清部明军，是为东路。
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 。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 。
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
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
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 。
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五月十八日清兵占领徐州，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
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
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抚赵福星派人持书信往海上招降刘泽清等人。刘泽清即在闰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
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 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史可法牺牲了，在南明士绅中仍被视为抗清复明的英雄备受敬仰。洪承畴被清廷派到南京任招抚江南大学士时，有人在乌龙潭写了一副对联：“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 1648年（顺治五年）正月下旬在巢县、无为州还发生了假借史可法名义起兵抗清的事。“伪史阁部案”说明史可法在南明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五节 弘光帝出逃和清军占领南京
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初九日多铎命梅勒章京李率泰带领南明降将张天禄、杨承祖等部于黎明时分在瓜州以西十五里处乘船渡江，在金山击败明防江水师郑鸿逵军，随即登上南岸，占领镇江，后续满、汉官兵先后渡江。 初十日，弘光帝仅同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连朝廷其他公卿大臣也不告知，更不作任何部署，就在凌晨离城出逃。
天亮以后，南京城内的官绅军民听说皇帝和首席大学士已经逃走，立即乱成一团。一些百姓拥入狱中，把自称“崇祯太子”的少年请出来登武英殿即位，年号仍称崇祯十八年。然而，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勋戚大臣却决定降清，派人前往清营接洽。
十五日，多铎率清军主力进至南京城外，赵之龙、朱国弼同魏国公徐久爵、隆平侯张拱日、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左都御史等三十余名高官显贵大开城门，出迎于郊。清兵进城搜索警戒后，十七日多铎进入南京，随即把南京城中东、北两区汉族居民尽行驱出，供清军居住。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
当历史处于大转折时期各种人物的表现往往显得千差万别，很难准确地纳入一定的模式。正如我们不能把大顺军占领北京后投降的明朝官员贬之为“从贼”或赞之为“参加农民革命”一样，降清的官员也不能一概而论。钱谦益就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钱谦益降清后被挟持北上，清廷授予礼部侍郎的官职，一年后告病回籍。这以后长期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屡冒杀身之祸。归庄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写道：“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鬔鬆。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 这段话是比较公正的。
第六节 弘光帝被俘
五月初十日夜间，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原来的意图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之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 带领勇卫营兵拥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闭门不纳，又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 ；马士英则以随身兵力护卫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
黄得功在击败东犯的左梦庚军后领兵屯驻于芜湖，对京城的变故一无所知，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问明缘由后，他不胜感慨地说：“陛下死守京城，以片纸召臣，臣犹可率士卒以得一当。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弃社稷乎！今进退无据，臣营单薄，其何以处陛下？” 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朱由崧张皇失措，无可救药，仍然决定效忠到底，把这位昏愦的皇帝迎接进自己的军营。
清军统帅多铎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会放过。进南京后即命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卒充当向导，派多罗贝勒尼堪等领兵追至芜湖。 在刘良佐现身说法的招诱下，加上满洲重兵压境，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黄得功不知军心已变，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引兵出战。叛军趁黄得功不备，暗中猝发一箭，射中得功喉部。黄得功自刎而死。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
第七节 潞王朱常淓监国和降清
弘光一行在溧水失散之后，大学士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知州赵景和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当时，马士英还希望朱由崧到达太平、芜湖后依靠黄得功等部兵力扭转战局。不久，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等逃来，才知道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马士英没有指望了，就同在杭州的官僚商量请潞王朱常淓监国。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命潞王监国。邹太后随即发布懿旨给朱常淓：“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
以太后懿旨名义命潞王监国，是为了给朱常淓即位继统增添合法性。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上年江南立国时大不一样，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在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六月初八日，朱常淓就任监国。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在启本中指出清兵占领南京以后，浙江、江西各地官绅如原任戎政尚书张国维、右庶子杨廷麟、江西巡抚李永茂等人纷纷召募义兵，证明民心可用，“克复之业，早有同心，皆喁喁引领以待。殿下诚得黄铖一麾，应期毕集，上清钟山之尘，次复燕京之业，以仰附鳞翼，传世无疆” 。黄道周只谈了浙、赣两省的义兵情况，实际上当时清军尚未占领的地方还相当大，他的意思仅在于说明浙江未尝不可以守，劝朱常淓不要只看到马士英、阮大铖等掌握的少数兵力。所以，他在朱常淓监国的第二天就建议十天之内即位为帝，“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
可是，朱常淓监国次日（六月初九日）就按照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清豫亲王多铎收取了南直隶十四个府、州，六月十一日，清兵进抵塘西，马士英又故伎重演，交回内阁印信，私自逃入郑鸿逵的兵船。正碰上方国安部下的士卒前来索饷，把马士英从郑氏兵船上拖走。“马辅踉跄挥涕，坠水中，一足单跣，从方兵入营中”；阮大铖、朱大典则从富阳乘舟遁往婺州。
这时，陈洪范同清军统帅已经勾结妥当，回到杭州同张秉贞一道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 。方元科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博洛趁势派出使者招降浙东各府州和避居这一地区的明藩王。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寻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 。湖州、嘉兴、绍兴、宁波、严州等府州官也纳土降清。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多铎、博洛班师回朝，弘光帝和潞王、惠王、周、崇等藩以及在南京投降的弘光朝廷高官显爵王铎、钱谦益、赵之龙、徐久爵 等都随军带回北京。南京改为江宁府；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会同勒克德浑、叶臣接管江南各地。
在押送北京途中，朱由崧的嫡母邹太后跳入淮河自尽。朱常淓被清军挟至北京后，于顺治二年十一月上疏清廷“恭谢天恩”。疏中自称：“念原藩卫郡（指河南卫辉府，府治汲县）蹇遭逆闯之祸，避难杭城，深虑投庇无所。幸际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远迎入境。”对清廷给以“日费”、“房屋”感激不尽，表示要“结草啣环”、“举家焚顶”祝颂清朝统治者“圣寿无疆” 。即便是这样摇尾乞怜，也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次年（1646）五月，朱由崧、朱常淓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清廷宣布的罪状是这些明朝藩王“谋为不轨”，企图拥立潞王朱常淓造反。
潞王朱常淓的监国由于时间极短，又毫无作为，在南明史上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但是，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朱常淓的降清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值得加以分析。
首先，它证明了明朝北京覆亡以后，麕集在南京一带的官绅为解决继统问题而展开的立亲、立贤的争执不过是汉族官绅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立贤”的对象朱常淓在本质上同朱由崧毫无二致。
其次，弘光政权垮台以后，朱常淓本来是皇位继承问题上最少争议的人选，就连不久以后成为隆武皇帝的朱聿键当时正在杭州，也拥护他出任监国。如果朱常淓稍有民族气节，把抗清的旗帜竖起来，即便一时守不住杭州，南方各地的抗清势力也比较容易形成一个核心。只是由于他的降清，才紧接而来出现了朱明宗室的两个远派子孙唐王朱聿键同鲁王朱以海的争立；在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垮台以后，又爆发了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这个字打不出来，众所周知明代王室的名字都很怪)援引“兄终弟及”之义同桂藩朱由榔的争立。这两次争斗都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给清廷征服全国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朱常淓的望风纳降确实是关系非浅的，他应当被作为民族败类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无情的鞭挞。
第六章：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第一节 多尔衮的失算
1645年夏天，清廷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可是，对于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来说，胜利却来得太容易，他以为清朝的两大对手大顺、南明都已经被彻底打垮，剩下的事不过是接管地方，享受胜利果实而已。他完全估计错了形势，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征服者的面貌顿时暴露无遗。从此开始全面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民族被激怒了，大江南北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清运动。
第二节 清兵的滥杀无辜百姓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 的伪善。
顺治八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多尔衮身上，说：
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
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第三节 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
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曾下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辫。进入北京以后，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 。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次年五月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六月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初五日，即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朝廷和大顺政权覆亡之际，曾经出现过一个对清廷（也包括整个中国）以较少代价实现统一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清廷凭借其优势兵力接管南明各府县没有遇到多大的反抗，而且连大顺军余部也以不剃头为条件有意归附清廷 。实现统一以后，也没有必要强行勒令剃发改制。满洲贵族当权稍久，仿效者必多，移风易俗，贵在自然。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他们同朝廷、官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照章输赋服役，一辈子没有进过城的农民多得很，中央朝廷的更迭对他们来说是天高皇帝远。只要不被朝廷、官府逼急了，就是所谓“承平之世”。一旦严令剃头，“朝廷”的威严直接加到自己的脑袋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剃发令一下，不仅原先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满洲贵族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记述在史籍中多如牛毛，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 的情况下爆发的。
中国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社会集团当权，都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违反了这一原则肯定要引发社会的大动荡。清初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第四节 圈地和“投充”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了自身私利和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说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受地的八旗贵族、官兵还借口土地瘠薄，不断新圈拨换。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畿辅四十一县沃地就多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晌 。由于汉族官员以圈地上亏国课、下病民生，上疏力争，清廷每次下令圈占时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实际上欲壑难填的满洲贵族往往食言自肥，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才告结束。
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它既是满洲贵族奴役汉族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民耕地房产大开了方便之门。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洲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满洲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分耕种田地。 这在生产关系上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封建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了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了。何况自愿投充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满洲威逼投充”，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 。
满洲八旗人员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劳动力，过着衣租食税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口尤多，一般都委用“汉人悍猾者”充任庄头 ，有的还授予庄头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既便于管辖庄园内的农奴，又可以抵制州县官的箝束，借以保证源源不绝的剥削收入。这就是满洲贵族在畿辅地区建立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第五节 严酷的缉捕逃人法
存目
第七章 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江南绅衿的动向
简单地以曾否剃发（甚至一度出任清朝官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绅民的政治倾向。即以学术界关注的所谓清初“遗民”而言，没有剃头改制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他们在清朝统治未稳固以前大抵致力于反清复明，天下局势已定以后大多数采取同清廷不合作对策。遗民们诗文中留恋故国的心声随处可见，然而也不免出现个别为清廷或清朝官员歌功颂德的文字。历史上确有一批表里如一，绝不作违心之论的硬汉，但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每当处于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只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才可以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并进而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的进程。
降清文官如钱谦益、李建泰、丁启睿等人，武将如姜瓖、金声桓、李成栋、王光泰等人不久都在不同场合中展开反清复明活动，其声势之猛烈、地域的辽阔，完全出乎清廷意料，几乎有难于招架之势。
拒不剃发，以死自誓者为数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苏松巡抚祁彪佳、少詹事徐汧，左都御史刘宗周。
第二节 江阴等地百姓的自发抗清
在弘光政权迅速瓦解的大变动中，江阴县的明朝知县解印去职，清政府委派的知县方亨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叫百姓剃发。闰六月初一日，生员许用等人集会，一致决定：“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把方亨等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陈明遇虽然胸怀忠肝义胆，却感到自己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推荐下江阴士民把乡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时调升广东英德县主簿，未赴任）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江阴士民的奋勇抗战，在两个多月里顶住了数万清军的围攻；城破以后，还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
坚持到八月二十一日，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被清军从水中拖出，不屈遇害。清军屠城至二十三日午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第三节 英霍山区的抗清斗争
存目
第四节 皖南各地的抗清斗争
存目
第五节 陕西各地的抗清运动
存目
第八章 隆武政权同鲁监国的争立
第一节 隆武政权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经决定投降，不胜愤慨，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
朱聿键和其他藩王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虽说贵为王孙，在出生后的四十三年里除七年奉藩以外，其余岁月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多灾多难的经历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阅历，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正是充当最高统治者的有利条件。黄道周写的劝他接受监国的表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险阻备尝，晋公子之播迁，良有以也；闾阎亲历，史皇孙之艰难，岂徒然哉！” 朱聿键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条件下，被推上了维系明统的监国和帝位；他是位胸有大志的人，自然也正中下怀。
可是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这一先天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倡先拥立的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
隆武朝廷建立后，颁诏各地，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
第二节 鲁王朱以海监国浙东
浙东的反清起义，和福建的隆武政权有一个重大区别：浙东是在本地当权官绅已经投降清朝以后，一批有志之士激于剃头改制，揭竿而起，不顾杀身亡家的危险而展开的反清复明运动。它的骨干成员大多数是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明朝生员和中、下级官员。
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闰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人奉笺迎朱以海出任监国；二十八日又再次上表劝迎。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东兖州。其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其弟朱以海也几乎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弘光时寓居浙江台州。朱以海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培育了他对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时坚持了民族气节，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甚至亲临前线犒师，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
就亲疏而言，唐王和鲁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在谱系上与崇祯帝相距甚远；在拥立时间上，唐藩略早于鲁藩，而且由监国称帝；地域上，唐藩为首的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闽、浙的纷争使南明业已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在军事上，鲁监国政权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浙东的抗清事业本来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官绅士民凭借一股正气不愿降清，得到百姓支持而干起来的，说明民心可用。可是，领兵大将方国安、王之仁来到之后，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孙嘉绩等虽被授予督师官衔，部下只有临时召募而来的市民、农夫，称之为义兵。方国安、王之仁凭借兵力优势，竭力主张“分地分饷”：正兵应该瓜分全部正饷，即按亩计征的正额田赋；义兵只能食义饷，即通过劝输等办法取得的银米。这实际上沿袭了弘光时四镇和左良玉等军阀割据余习，使义兵处于没有固定粮饷来源而自生自灭的困境。
第三节 唐、鲁政权的对立与纷争
唐藩、鲁藩以远系宗室先后被福建、浙东官绅将领拥戴继统。这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不久，随着情况的明朗化，唐藩为首的隆武朝廷以建立时间稍先，又得到其他各省南明地方政权的支持，鲁监国政权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按道理说，退位归藩可以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一旦退位依旧过寓公生活难免驽马恋栈，何况拥立他的大臣也有的不愿放弃自己“定策”之功，耽心转入隆武朝廷将不受重视。唐、鲁对峙的局面一直拖延不决。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害 。由于鲁监国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朱聿键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朱以海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在这年四月间派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来福京“以公爵封芝龙兄弟” 。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鲁监国所遣使者总兵陈谦，更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 。由此可见，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尽管唐、鲁政权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却消耗在内部矛盾上。
隆武、鲁监国两政权封爵拜官的人数很多，大抵都是因在内部倾轧中有“功”。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清阵线。就当时的形势而言，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仅凭浙东一隅之地与之相抗是极不明智的。他和忠于他的大臣明知在南明管辖区内竞争不过隆武政权，却幻想攻克杭州后进取南京，先拜孝陵，建立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以监国政权的兵力要实现这种战略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即便旗开得胜，如愿以偿地拿下了留都南京，唐、鲁对峙的局面也将继续下去。
由于鲁监国坚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礼，地理原因监国政权处于抗清的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对这种局面心中窃喜，按兵不动有了借口。
第四节 鲁监国政权的抗清活动
存目
第五节 靖江王朱亨嘉之变
正当唐、鲁二藩在福建、浙江争立的时候，分封于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不甘寂寞，梦想黄袍加身。1645年八月初三日，朱亨嘉居然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朱亨嘉被活捉。
平定朱亨嘉的僭乱后，隆武帝加封两广总督丁魁楚为平粤伯，陈邦傅为富川伯挂征蛮将军印。靖藩之变固然暴露了朱亨嘉觊觎大位的野心，隆武帝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而表现出来的私心自用也是很明显的。丁魁楚、陈邦傅仅因为投机有功，就加升伯爵，掌握了两广地区的实权，后来在永历朝廷上争权夺利，紊乱朝政，又先后投降清朝，基本上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可谓奖赏失当。真正忠于明室的瞿式耜却因有意拥立桂藩而遭到排挤。弘光、隆武、鲁监国等小朝廷以及妄图自立的某些宗室一脉相传，往往以高官显爵酬谢拥戴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爵禄不用于劝奖抗清有功官员，而以是否效忠于己为依据。南明之不竞，与此颇有关系。
第九章 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
第一节 1645年秋到1646年夏的形势
清朝统治者在摧毁了大顺和弘光两大对手后以为只要稍事招抚，全国即可平定。1645年六月，英亲王阿济格率师“凯旋”；九月，豫亲王多铎也领兵回京，换来了一位年纪很轻的贝勒名叫勒克德浑以平南大将军名义带领一支满洲八旗兵镇守南京。勒克德浑部下的兵员数目不详，但肯定比多铎的兵力少；此外就是奉命招抚江南各省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和一批投降不久的汉军。如果仅就兵力对比和人心向背而言，南明当局是可以利用清军主力北返的时机有一番作为的。然而，南明地域虽广，各派势力却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割据纷争，朝廷虚有其名，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攻。
清方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休整和进攻交替而行；南明方面在1645秋到1646秋这一年里，除了原大顺军反攻荆州、鲁监国的军队同清军相持于钱塘江、忠于隆武政权的赣南军队与金声桓部清军争夺江西以外，兵力最多的郑芝龙部（他完全可以凭借水师优势入长江进攻南京等地）、何腾蛟部（他本应出岳州攻武昌等地），都龟缩于后方，毫无进取之意。南明高官显爵的文恬武嬉，错过了最佳战机，直接导致了浙东的溃败和隆武政权的覆亡。
第二节 隆武帝的政策和举措
隆武朝廷的大政方针
第一，在总体战略上隆武朝廷改为“御虏”（即抗清）为主。奉行“联虏平寇”方针的弘光朝廷在南下清军铁骑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拥明势力终于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朱聿键能够洞察客观条件的变化，总结弘光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训，树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汉族百姓反对满洲贵族强制推行的剃发改制等民族压迫政策的愿望，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朱聿键针对万历以来党争给国事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公明”的方针。
第三，隆武帝在南明诸统治者中是比较关心百姓的。为了减轻民间疾苦，他施政的一个重点是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 。当他听说被清朝逼勒剃头的军民往往遭到南
明官军诛杀时，特别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 ，严禁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屠戮。这个政策同清廷的“留发不留头”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是更得人心的。
第四，朱聿键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也是很罕见的。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隆武帝的为人：
“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
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
第三节 郑芝龙兄弟的跋扈
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招抚后在崇祯年间奉命镇压“山寇”和“海寇”，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接受招安既为明王朝效力，使东南沿海地区相对稳定；主要意图却是借用朝廷命官身份扫除海上异己势力，垄断福建、广东等地的对外贸易。到明朝覆亡的时候，他在福建已有左右地方军事和经济的实力。1645年六月，他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建立隆武政权，自然是得到他的同意的。然而，这种结合却难免貌合神离。朱聿键的意向是以恢复明室为己任，具体目标是首先恢复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他称之为“半功”），进而收复北方（他称之为“全功”）。郑芝龙的用心却大异其趣，他以迎立隆武作为定策勋臣第一，借隆武朝廷的名义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区的地位，带有很大的割据色彩。这样，隆武朝廷从建立开始，就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朱聿键得到了除鲁监国据守的浙江东部地区以外南方各省的支持，至少在名义上他是公认的南明第二个正统朝廷。然而，他的政权是依靠郑氏兄弟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又处于郑芝龙集团实力控制下的福建，一切作为都必然要受到郑芝龙的挟制。朱聿键即位以后，大政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为抵制和摆脱郑氏家族的控制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隆武朝廷建立不久，朱聿键和郑芝龙、郑鸿逵之间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势稳定，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收就近指挥之效。即便江西作战不利，还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广东。朱聿键决策移跸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而不是迁往比较安全的广东，说明他确实是有恢复之志的，和后来的永历帝不可同日而语。问题是，南明方面隆武帝既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的何腾蛟派精兵强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驾也全盘落空；而清方洪承畴却抽调了柯永盛、高进库等部赴江西协同金声桓部作战，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的逆转不仅直接导致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对后来南明局势的发展影响极大（顺治五年，金声桓、李成栋反清归明时都是在赣州城下屡遭挫败，不能全力北上，详见下文）。
第四节 黄道周的出征和被俘杀
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自告奋勇督兵出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勉强拼凑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途。黄道周虽然身处多事之秋，读过一些兵书，为《广百将传》作注断，却只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凭着一腔热血奋勇向前。黄道周到达徽州府境之后朦头转向，直到金声兵败被俘才弄清楚原来自己的军队同金声部义军只隔一座山。金声部既已覆败，黄道周带领的少数军队又不是清军对手，出兵援徽的目的落了空。他率部从徽州婺源转入江西，一再写信策反清江西提督金声桓，被置之不理。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军探听到黄道周在婺源县境明堂里下营；第二天清军分三路围攻，黄道周部下士卒牺牲的有一千多人，余众星散，他本人和文官兵部主事赵士超等被俘。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黄道周等被押送到南京，洪承畴劝降不成，奏报清廷后于三月初五日将他杀害 。隆武帝得到黄道周殉难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赠为文明伯，谥忠烈。
第五节 清兵占领浙东与鲁监国航海
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领兵南下，进攻浙江、福建。博洛调集了江南一批明朝降兵降将，积极准备进军事宜。五月十五日，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涸流细。清军见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过马腹，于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分兵两路，一路由主力马步兵组成，从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大举进攻；另一路由水师组成，从鳖子门沿海而进，二十九日东西会合，全线出击。方国安等部署的钱塘江防线顿时瓦解，各部明军损兵折将，纷纷逃窜。五月二十九日晚上，鲁监国在张名振等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次日早晨，博洛过钱塘江，亲自指挥追击。六月初一日，清军占领绍兴。
鲁监国所封越国公方国安带领马兵五百名、步兵七千名不战而降。
督师大学士朱大典据守金华，誓死不降。博洛亲自统率满、汉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从绍兴前往金华，二十六日把该城四面包围。由于明军在朱大典指挥下凭城顽抗，博洛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浙闽总督张存仁也奉命带兵参加攻城。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直到七月十六日金华才被攻破。朱大典带领家属和亲信将校来到火药局，用绳索捆在火药桶上，点燃引线，轰然一声，壮烈成仁。朱大典在明末官场上以贪婪著称，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他却破家纾难，体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气节。
清军进入金华，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 ，又炮制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关于马士英的末路，诸书记载差异极大。东林党的人都说他同阮大铖一道投降了清朝，清军追杀隆武帝时在缴获的文书中发现了他降清后给明方的表文，因而处斩。借以证明马士英先为奸臣，继为叛贼，死有余辜 。然而，根据比较可信的材料，马士英并没有降清。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闻，令斩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 ，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像。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 。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
第六节 清军占领赣南
顺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金声桓等部攻克吉安。随即由江西提督金声桓部、支援总兵柯永盛部合兵向赣南推进。明督师万元吉计划在皂口据险扼守，然而兵无固志，纷纷南逃。六月初八日，清军前锋即抵赣州城下。
由于赣南地区东连福建、西接湖南，又是广东的屏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隆武朝廷为挽救危局，除令原江西巡抚李永茂（时丁忧告去）、新任巡抚刘广胤（后来改名刘远生）、江西总督万元吉等加强守御外，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原已奉诏入福建，也命他留在赣州“专办江楚事” ；并命各地出军火速增援。先后到达赣州地区的有御史陈荩从云南召募来的滇将赵印选、胡一清部三千精兵；两广总督丁魁楚派的童以振、陈课部四千人；大学士苏观生遣发的广东兵三千人；湖广总督何腾蛟发总兵曹志建领兵二千名，加上原江西赣州守将吴之蕃、张国祚部和杨廷麟等从雩都调来的受抚阎罗总四营头张安等部，至八月间聚集赣州（隆武帝赐名忠诚府）城内外的明军兵马不下四万。这些从各地抽调来的援军本来就缺乏同心同德精神，利在速战。督师万元吉却不趁诸军初至，锐气方张之时同清军决一雌雄，而以动出万全为由，要等待广东吏部主事龚棻、兵部主事黎遂球招抚的“海寇”罗明受统率的水师来到，以便水陆并举，力创清军。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乘罗军不备，夜间在章江上偷袭水师，巨舟八十余艘全被焚毁，船中所载火攻器械付之一炬，罗明受带领残兵逃回广东。次日早晨败讯传来，万元吉、龚棻、黎遂球等抚膺恸悼，追悔莫及。清军趁势于八月二十八日冲破广营，二十九日击败滇军，其他各路援军见势不妙，退往雩都、韶州。赣州城内只有大学士杨廷麟、督师万元吉、兵部尚书郭维经和一批地方官，守城兵卒不过六千名。
清军在九月初九日占领南康县；十五日攻占上犹县，十九日起包围赣州城。双方相持十余日。十月初三日，清军大举攻城：至初四日午时，明军抵敌不住，赣州失守。
第七节 隆武帝汀州遇难
清军进占浙东，朱以海遁往舟山一带海岛，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博洛即部署清军乘胜入闽。早在这年三月间，清廷所派招抚福建黄熙允的使者苏忠贵就秘密到达福建，“见到郑芝龙，见其有诚意归附”。郑芝龙既已决定投降清朝，秘密下令仙霞关守将武毅伯施福（即施天福）放弃天险，自动撤退。接着又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安平，径自带领军队返回。八月十三日，贝勒博洛、闽浙总督张存仁、巡抚佟国鼎带领满、汉军从衢州出发，收取福建 。十八日，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就越过了仙霞岭 。不久前降清的阮大铖跟随清军入闽，行至仙霞岭下时忽然头面肿胀，其他官员劝他暂时休息，不要过关。他惟恐失去“立功”机会，坚持随军越岭。攀登到山顶，疾病突发，死于岭上。
八月二十一日，隆武帝从延平行在起程前往江西赣州。他并没有意识到噩运已经临头，在没有多少军队护送的情况下，还带了大批书籍和宗室、随驾官员，根本没有轻装前进。不久，得知清军迫近，隆武君臣大惊狂奔，二十七日到达汀州（今福建长汀），随行的只有忠诚伯周之藩、给事中熊伟带领的五百多名士卒。次日（二十八日），清军追到汀州，隆武帝等被俘于赵家塘。隆武帝、后大约在被俘之日即遇害于长汀。
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
第一节 东路大顺军同何腾蛟的联合与受排挤
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牺牲后大顺政权实际上已处于瓦解状态。
这主要表现在：一，曾经统治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江、淮地区的大顺政权管辖区由于清军追击和地主官绅的叛乱已经丧失殆尽，尚存的东、西二路大顺军虽然还拥有大约数十万兵员，却回到了崇祯十四年以前的情况，没有立足之地；二，李自成的牺牲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生前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在大顺军将领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大将刘宗敏在李自成牺牲以前就已经被清军俘杀，跟随李、刘南撤的东路大顺军各部将领在屡遭失败后，原来的领导体制被打乱，很难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指挥核心；三，大顺政权的文职官员纷纷降清或脱逃，如牛金星以丞相之尊在撤至襄阳时同他的儿子襄阳府尹牛佺一道向清军投降，军师宋献策被俘后也靦颜降清，重操旧业以占卜取悦于满洲贵族。大顺朝廷不复存在了。
东路大顺军已失去统一的指挥系统，名义上大将们还保存着爵位，实际上却是各部为政的松散同盟。
在大顺军进入湖南前一个月左右，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正是从武昌左良玉军中脱逃后取道宁州、平江到达长沙。当时湖广北部（即后来的湖北省）已沦入清方之手，何腾蛟即在长沙设置行辕，安官设吏，准备以湖南为基地恢复湖广全省。大约在七月间，何腾蛟同东路大顺军达成了“合营”的协议。然而，何腾蛟和他一手提拔的北抚章旷、偏抚傅上瑞对大顺军怀有深刻的敌意和猜忌，合营后“骤增兵数十万”，他们并没有诚意依靠这支久经战阵的抗清队伍；相反，在驻地和粮饷上处处加以刁难。
从当时形势来看，东路大顺军进入湖南之时，显然缺乏一个坚强的核心，提出联明抗清的策略是正确的，但过于软弱，局促于浏阳、平江一隅之地，受到排挤后又移师北上，动摇于明、清之间。这不能不说是方针上的重大失误。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未能作出较大贡献，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具有相当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作保障，长期在南明顽固派势力和清方的夹缝中勉强支撑，这说明在李自成牺牲以后，东路大顺军组织的混乱和领导人的缺乏魄力。
第二节 李过、高一功等部改编“忠贞营”
1645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李锦（即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由陕西汉中南下，四月间经四川省太平（今万源）、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进入湖北西部山区（即西陵峡一带） 。经短期休整后于六月间率兵东下，占领荆门州、当阳二城 。七月二十日，九营会攻荆州不克。八月间，原先跟随李自成东下的大顺军余部虽然同明督师何腾蛟达成合作协议，却得不到粮饷供应，处境相当困难，又听说李锦、高一功等部已由四川东下湖北，于是决定移军北上。除了郝摇旗、王进才二部留在何腾蛟麾下外，东路大顺军主力都移营北上。东、西两路大顺军终于会合，李锦、高一功等人才获悉了李自成殉难的详细情形，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也转入李锦（自成和她的侄儿）、高一功（高氏之弟）营中。
两路大顺军会师后，实力有所加强，但是显然缺乏一位众望所归的领导者。清方档案记载，“一只虎（李锦）等立李闯三弟为主，将所得明朝玉印（玉玺）付一只虎掌管，囤粮练兵，希图大举” 。李自成的三弟在大顺军战史上从未有过战功或其他作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可靠记载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从未成为大顺军的领导核心，更谈不到恢复大顺政权了。大顺军内部的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直接影响了这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发挥作用。明、清双方鉴于自身兵力不足，又耽心大顺军危及自己的辖区，都想加以笼络。李锦等一大批大顺军将领出于民族大义终于同南明隆武政权达成了共同抗清的协议。
李锦、高一功等决策联明抗清同隆武朝廷新任命的湖广巡抚堵胤锡有密切关系。隆武帝决定封李锦为兴国侯，诸将封伯有差，改李锦名为李赤心，高一功名为高必正，所部称“忠贞营” 。
在南明官僚中，首先同农民军联合的是何腾蛟和堵胤锡，然而这两人的政治眼光却大有高低之分。
何腾蛟的同东路大顺军合营是兵力不敌，实逼处此，在联营之后他给隆武朝廷呈上的是从大顺军将领口中得知消息而写成的《逆闯伏诛疏》 ，吹嘘自己如何事先布置致使李自成“误死于乡兵，……为千古大快”；接着把东路大顺军的主动提出联合抗清说成是：“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何腾蛟对大顺军的高级将领拼命贬抑，义侯张鼐仅授参将、郝摇旗授副总兵，其他如袁宗第等一概斥之为“伪侯伪伯”，根本不向隆武朝廷请加封赏。他同亲信湖北巡抚章旷沆瀣一气，先是收罗湖南境内的那些害民有余、抗清无心的军阀，后来又不惜代价招兵买马拼凑自己的“嫡系”，借以扼制和排挤大顺军。
堵胤锡却不愧是南明官员中最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深知明朝将领和士卒都已腐败已极，要支撑抗清大业惟一办法就是倚靠农民军。隆武以后，朝廷改变方针，由“联虏平寇”转为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但在南明隆武至永历朝廷中的官绅大多数是把联合农民军作为权宜之计，内心里往往对农民军深怀敌意，私下甚至在某些公开场合仍斥之为“贼”。每当形势危急之时，他们把农民军推到第一线，喘息方定就以种种借口支开农民军。有限的财力都用于培植杂牌“官军”和召募“亲兵”。堵胤锡着眼于民族大义，始终不渝地奉行联络农民军共同抗清的政策。1645年秋，他赴松滋草坪同李锦、高一功等谈判，能够以明朝巡抚之尊拜见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这种诚意表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堵胤锡在前期同何腾蛟的矛盾，后期同瞿式耜等人的隔膜，主要根源都在这里。
第三节 忠贞营围攻荆州之役
堵胤锡同李锦等大顺军将领达成联合抗清的协议以后，决定不失时机地发动恢复湖北的战役。他建议何腾蛟、章旷统兵由岳州北上，自己同忠贞营一道先攻下荆州，然后引兵东下同何、章部明军会师武昌。当时，湖北清军力量相当薄弱，形势骤然紧张。忠贞营原驻于荆州地区，这时集中力量攻城，郑四维竭力防守，已有不支之势，一再向湖广总督佟养和紧急呼救。佟养和既无兵可派，又耽心何腾蛟部由岳州北攻武昌，于是同湖南巡抚何鸣銮联名向清廷派驻南京的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请援。勒克德浑接到湖广求救文书后，于1645年十二月十八日率领兵马乘船西上，次年正月初十日到达武昌，决定派遣护军统领博尔惠领兵一支南下岳州迎击以马进忠、王允成为前锋的何腾蛟、章旷部；自己统率主力直趋荆州同忠贞营决战。
会攻湖北战役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何腾蛟、章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岳州北上进攻武昌，并且扼守城陵矶一带长江航道，致使清朝勒克德浑部如入无人之境直趋荆州；堵胤锡、李锦等人以为岳州一带有何腾蛟指挥的军队，不会有东顾之忧，注意力全集中于荆州，结果遭到清军主力偷袭，一败涂地。由大顺军改编的忠贞营初战失利，被迫退入川鄂交界的贫瘠山区。何腾蛟、章旷自以为得计，他们同自己笼络的一批南明军阀只知在湖南蹂躏地方，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即便是在勒克德浑率军返回南京以后，也毫无作为，连入湘重镇岳州都未收复。至清军入湘时，何腾蛟、章旷节制的将领非降即逃，使南明局势日益恶化。
第四节 何腾蛟经营湖南的举措失当
存目
第五节 清孔有德等三王兵入湖南
清廷接到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军队平定浙江的捷报以后，为了加速征服南明，于1646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八月十五日派遣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章京屯泰（即佟岱、佟养和）统领本部兵马南下，进攻湖广和两广，任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节制各部。孔有德等受命后，回辽东收拾兵马，直到1647年二月初才到达湖南岳州。这月十六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带领主力由陆路、屯泰由水路，向明军扼守的新墙、潼溪进攻。十八日，清军进迫湘阴，章旷同部将逃往长沙，同督师何腾蛟商量对策。二十五日，清军占领长沙。三月中旬，何腾蛟、章旷先后逃至衡山县；在云南将领赵印选、胡一清保护下逃到衡州。四月十四日衡州失守，何腾蛟、章旷又逃到永州、东安一带。
孔有德指挥的清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湖南大部分地区。当已入盛夏，清兵在长沙、衡州一带避暑，暂时停止了进兵。永历帝在武冈军阀刘承胤控制下苟延残喘，章旷于八月初八日病死于永州，何腾蛟奔走于武冈、永州之间一事无成。中秋以后清军即开始向武冈、永州进攻，迅速占领了除湘西部分土司以外的湖南全境。何腾蛟作为南明湖广等地总督和督师，在湖南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兵员多时号称十三镇，又提拔了大批亲信文官出任巡抚等官职，不仅没有收复湖北寸土，而且在清军南下时即全盘瓦解，部下将领有的降清，有的逃入广西。这就是何腾蛟经营湖南的业绩。
第十一章大西军的经营云南
第一节 云南沙定洲之乱
云南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管理体制和内地各省有很大的区别。除了在云南设立了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后来又设立了巡抚以外，由于这一地区土司众多，自洪武年间起沐英（封西平侯，其次子晋爵为黔国公）世代镇守该地。沐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很大的兵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云南在明代处于世袭勋臣和地方流官的双重管辖之下，两者既互相配合，又常出现纠葛。
1644—1645年，中华大地风云陡变，特别是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并准备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趁机发动叛乱，声言：“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沐天波等人急忙下令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于九月间一举击败叛军。
沙定洲夫妇统率的土司军在吾必奎叛乱已经平息后，仍滞留于省会昆明。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部署已定，以告辞为名，亲自率领士卒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派部众占领省城各门。由于变生意外，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西宁。
沙定洲叛乱之后正在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致力于扫灭继续在楚雄以西抗拒的杨畏知和沐天波征集的其他土司势力。如果图谋得逞势必成为割据自雄的云南王，暂时利用的汉族官绅将被逐步排挤掉，云南同中央朝廷的离心倾向将越来越明显。1647年大西军的入滇，粉碎了沙定洲的美梦，增进了云南同各省休戚相关的联系，应当充分肯定。
第二节 大西军由贵州进入云南
1647年初（顺治三年底），张献忠在西充县境不幸牺牲。大西军急速南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大西军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为实现由黔入滇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
大西军南下后出现的气象一新，同孙可望等人整肃内部有密切关系。张献忠遇难后，他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孙可望等人认识到政策上的改弦易辙已经成为大西军生死存亡的关键，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清除改革的障碍。因此，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 ，四人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后均改姓张，这时各自恢复原姓。这样，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成了主要的领导人。他立即改变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1647年正月初一日，大西军余部集中于四川綦江，收集溃散，重整队伍 ，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 接着，孙可望等率领经过整顿的部队进入遵义，“秋毫无犯” 。由于清肃亲王豪格派遣的军队追踪而来，大西军继续南撤，进入贵州，“所过民皆安堵” ，顺利地占领了省会贵阳。明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等逃到定番州，拼凑了一批武装顽抗。孙可望派定北将军艾能奇领兵进攻，在二月十二日攻克定番，张耀等被处死，曾益自杀。清军前锋在占领遵义和川东部分地区后因地方残破荒芜，粮食接济不上，被迫回师。大西军在贵州的胜利使自己摆脱了清军的追击，得以整顿内部和休养士卒。
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当他们得到云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孙可望等选择云南作为自己的进军目标是有历史背景的。大西军的骨干多是陕西人，虽长期流动作战于长江南北，还有一段经营四川的经验，可云南在当时被看成是僻远烟瘴之地，没有对该地的基本了解不可能贸然进兵。早在崇祯十一和十二年（1638—1639）张献忠受抚于湖北谷城期间，他和部下主要将领同从云南调来的官军就建立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包括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内的大西军高级将领同云南土司龙在田等人是老相识，在湖广时虽然未必会想到后来取云南为基地，但势必对云南各方面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有史籍记载大西军入滇是接受了龙在田的建议。
孙可望等率部入滇时，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事先派出间谍前往云南，利用汉族官绅、部分土司对沙定洲的不满情绪和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明显效果。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西军占领平彝（今富源县），进入云南省境 。同月二十八日攻克交水；次日移兵曲靖，歼灭沙定洲所设守军。为了迷惑沙定洲，孙可望等占领曲靖后，不西攻省会昆明，而是南下直趋阿迷州（今开远），在蛇花口击败沙定洲援军一千名。沙定洲见兵力不敌，又误认大西军确系焦氏家族所召援兵方能熟知地理先攻其老家，就在四月十八日主动放弃昆明，逃回蒙自故里。留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终于弄明白了入滇的并不是什么焦家救兵，而是大西军，然而他们手头无兵，只有听任绅民投降。四月下旬，大西军经宜良顺利地进入昆明。“二十四日，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
大西军进入昆明以后，经营云南面临许多复杂情况，需要加强核心领导。五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事权不一，推可望为帅” 。孙可望部署兵力平定云南各处叛（依附沙定洲的势力）、顽（效忠于明黔国公沐天波和杨畏知的势力）集团。李定国带领一支精兵于五月十九日抵达沙定洲重点防御的临安府（府治在建水县），刘文秀统兵由昆明北上，平定了滇西北地区 。孙可望在八月间亲自领兵经禄丰进攻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杨畏知的军队在禄丰县城东面的狮子口被大西军击溃，他本人也被活捉 ，孙可望考虑到他在云南官绅中是反对沙定洲叛乱的代表人物，再三劝他投降。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 。九月，刘文秀带领兵马进抵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到1647年十月，云南全省只剩下阿迷州、蒙自地区仍在沙定洲控制之下，北面的东川府（今云南会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心存观望，不肯按额纳饷。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五月，定北将军艾能奇率领兵马往征东川。进至距东川府三十里处遭伏于，能奇中毒箭流血不止，连夜抬回昆明，不治身死 。孙可望下令厚葬能奇，另派精兵取道壁谷坝，击败禄氏土兵，平定了东川及其附近州县土司，巩固了对昆明东北方面的统治。七、八月间由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迅速击败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把沙定洲围困在其老寨佴革龙。佴革龙地势险要，却缺乏水源，沙军每乘夜间下山取水。定国等下令于水源处立砦，分兵把守。沙定洲军饥渴难耐，被迫投降。十月，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在昆明被处死，标志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 。
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
第三节 孙可望等的经营云南
大西军在平定全滇之后，即“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大西军同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没有接触，联明以后云南仍在原大西军控制之下。孙可望等在云南的统治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显示了一些特色。大致可以说，它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延续，又在政策措施上作了部分改革。特别是纠正了献忠奉行的过激行为，针对云南地方特点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成绩非常显著。如下：
一，在政权建设方面，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为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废除了大西国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但当时还没有同南明永历朝廷建立联系，因此纪年暂用干支。领导体制上，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四人地位大致相当，孙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府、州、县官员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换伪印，独天波佩旧印不改” 。且重廉吏，除贪酷，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又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为治若此，诚滇南不幸之幸也” 。
二，在经济政策上，大西军初入云南时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在很短的一个时期里实行过打粮和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办法。孙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他们把云南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西军偏裨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 ，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但是，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减少了敌对情绪。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 。入滇初期曾严格禁止酿酒，借以避免浪费粮食 ，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才解除了这一禁令。
孙可望等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初入云南时铸造了大西政权的“大顺钱” 。不久，因废除大西国号，改铸兴朝通宝。这在云南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云南盛产铜矿，明代虽曾奉朝廷命令铸造铜钱，但多数输入内地各省，当地居民直到万历时交易仍通用贝币。天启末至崇祯年间虽由政府提倡，逐渐使用银钱，但民间积习用者还很普遍。孙可望等铸兴朝通宝后下令“禁民用贝，违其令者刖劓之。” 。至此云南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才普遍用钱，同其他各省趋于一致，这对于活跃云南和内地经济上的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云南的井盐生产也加强了管理，借以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
三，在军事方面，孙可望等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主要包括严肃军队纪律、加强训练、改善军需供应。
四，在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一度沿袭在成都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限制。随着形势的稳定，社会生活日趋正常，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如昆明原归都督王尚孔领导的四城督捕管辖，大约一年以后即撤销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县管理” 。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
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处理。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员和粮饷，不少土司的头人成了大西军下的将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排除民族偏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将士能够用其所长，如山区行军作战，组织象阵等，从而扩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
在宗教政策上，云南各族人士多虔信佛教。大西军初入滇时对这一特点注意不够，不久孙可望等就改变了政策，明令保护宗教寺观，甚至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有受习俗熏染转而迷信佛教的一面，但客观上尊重了当地居民的信仰，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地方局势的稳定。
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一节 郑芝龙降清
郑芝龙的引狼入室是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归降的诚意，但他还摸不清楚清朝将给他多大的官职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带，作为向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清军统帅博洛将计就计，一面显耀清朝兵威；一面写信招降。郑芝龙决定前往福州，郑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
郑成功和郑鸿逵既然无法改变郑芝龙投降清朝的决定，特别提醒他亲自前往清军大营所在的福州风险太大，不可轻率行事。
然而，郑芝龙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何况，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更使他驽马恋栈。他不听劝告，带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郑芝龙在清军严密监护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清廷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
博洛回京之前利用了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
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招抚了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等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施福、施郎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顺治五年李成栋反清复明，他们收到郑成功从鼓浪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
第二节 郑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 。
1624年（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郑成功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 ，七岁以前随母居住日本。1630年（崇祯三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给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
一些史籍记载1644年郑成功曾经入南京国子监，拜读于钱谦益门下，大木即为钱氏所赐字。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就读以及同钱谦益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明朝末年武将跋扈的情况虽然已经司空见惯，但武官重视子嗣文化教育的风气并没有改变。因此，郑芝龙延请了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异国归来的儿子在崇祯十一年五月通过了考试，成为泉州府南安县学的一名生员。
隆武帝即位之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 。这一殊荣自然也具有笼络郑芝龙的意图。
至少从隆武二年正月起，郑成功一直亲履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这为他后来独树一帜，领导东南沿海声势浩大的抗清活动奠定了基础。
据史籍记载，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时曾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他在叔父郑鸿逵支持下，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其时为十一月三十日。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清兵饱掠而归后，他回到安平，料理了母亲的丧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翁氏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从此开始了他独挡一面的长期抗清斗争。
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初期，他们的力量并不大，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
郑成功也逐步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第三节 鲁监国在浙闽的抗清活动
1646年（顺治三年，鲁监国元年）六月，鲁监国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朱以海进城。鲁监国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朱以海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十月二十五日从舟山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厦门。这时，郑芝龙已经由安海赴福州博洛军前投降，派人通知郑彩献出鲁监国向清廷请赏。郑彩不愿降清，他担心鲁监国的安全，就把朱以海藏起来，另找一个相貌类似的人充当替身，叮嘱部将如果郑芝龙命人来抓鲁监国，就把这冒充的人缢死，蒙混过去。幸好，郑芝龙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清军胁迫北上，顾不上捉拿鲁监国，朱以海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尽管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斌卿等人以尊奉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鲁监国的领导，但大多数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鲁监国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清军满洲主力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鲁监国领导下风起云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年正月，鲁监国在长垣誓师，着手收复失地。
正月，收复海口。二月初一日攻克海澄，次日攻漳平失利；初三日清方援兵来到海澄，明军退至海上。初五日，攻克漳浦县；五天后，清兵来攻，漳浦失守。四月，清兵攻陷海口，。六月，明军攻漳州，再度失利。七月，鲁监国亲征，号召各地绅民起义，一时远近响应，义军飙发。七月初四日义军攻克建宁府。这支义军连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清浙江福建总督张
存仁接到建宁失守的消息，向朝廷报告福建“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他惟恐闽浙路断，于七月下旬带领马步官兵一千名星夜兼程赶赴扼据浙闽咽喉的浦城。八月初九日明军进攻浦城，被张存仁部击败。福建各地反清复明的烈火仍在不断蔓延。
到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监国朱以海亲临福州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
南明君主之中，朱以海是比较勇敢的，监国绍兴时敢于到钱塘江前线犒劳军队；这次在福州未克的情况下能够驻跸于闽安镇；后来在清军三路进攻舟山时又能亲领舰队出海迎战，比起隆武帝朱聿键“亲征”而踌躇不前，永历帝的望风逃窜，确实值得称赞。
清廷于1647年（顺治四年）十一月大举反攻。鲁监国政权内部既因郑彩排斥异己不能团结对敌，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鸿逵、郑成功军固然牵制了一部分福建清军，却以拥戴不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绝同鲁监国合作。1648年三月下旬，清军进攻建宁，凭借优势兵力发起猛烈攻击，到四月初四日占领该城，明郧西王朱常湖、国师王祁等死于乱军之中。同月，清援闽主力进入省会福州。 明大学士刘中藻领导的义师一度声势颇盛，曾经先后攻克福建的福安、罗源、宁德、政安和浙江处州府属的景宁、庆元、云和、松阳等县，也被优势清军击败，刘中藻自杀殉国 ，所复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
鲁监国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于1649年正月移驻闽、浙交界的沙埕。六月，定西侯张名振攻克健跳所；七月，鲁监国移居该地。一度威福自操的建国公郑彩因为郑成功袭击其弟郑联，占领厦门，向鲁监国上表求救。忠于朱以海的诸将深恶其人，乘机击破郑彩余军。郑彩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请郑芝龙的母亲黄氏代为疏通，郑成功才让他返回厦门闲住，终老于该地。
鲁监国在舟山站住了脚，重新整顿朝政。从这时起到1651年（顺治八年、鲁监国六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三章 永历朝廷的建立
第一节 朱由榔在肇庆监国和绍武争立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紧急日程。
在大多数官绅心目中，桂藩朱由榔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主要是出于血统亲近的考虑。
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就任监国。
然而，朱由榔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监国七天之后，十六日传来了赣州失守（十月初四日）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大学士瞿式耜等力主镇定，也只推迟了四天。十月二十日，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其直接恶果是续封唐王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朱明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
十一月初二日，苏观生同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奉请朱聿鐭监国，并且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称帝 ，改明年为绍武元年。尽管朱聿鐭的政权在这年十二月即被清军摧毁，绍武年号从来没有使用过 ，在南明史上仍习惯称之为绍武政权。
朱由榔等人自知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在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
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几乎同时建立了两个南明政权，重演了闽、浙相争的闹剧。它再次说明南明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绝大部分官僚仍然因袭了过去朝廷上党争故套，一切都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害为转移，国家大局被置于脑后。即便有少数正派官僚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共赴国难，挽救危局，他们的努力也在一片纷争当中化作泡影。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派官员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
十一月二十九日，内战正式爆发，双方在广东三水县城西交战，绍武政权的军队大败。永历政权的军队直奔广州，企图一举扫灭绍武政权，大败。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
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二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第二节 绍武政权的覆亡
当绍武政权在同永历朝廷的时候，清军在佟养甲、李成栋统率下正由福建经潮州、惠州向广州急速推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李成栋等人利用绍武政权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同西面的永历朝廷打内战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面直扑广州，进军途中每到一地立即扫除传递军情的塘兵，封锁消息，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发出太平无事的塘报 。十二月十五日，清军前锋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出其不意地闯入广州。绍武帝大势已去，拖了一条被子混在乞丐当中，被清军查出，关在东察院，后自缢而死。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不过一个多月，它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佟养甲、李成栋占领广州以后，于顺治四年正月十六日向肇庆进发。在这以前，永历朝廷于1646年（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离开肇庆逃入广西。永历元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榔到达梧州，仍恐不安全，又经平乐府逃到桂林。二月间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派出一小股清军跟踪追至平乐府，进逼桂林。永历帝依然故我，在二月十五日逃离桂林，准备进入湖南投靠兵力较多的军阀刘承胤。大学士瞿式耜坚决反对，朱由榔根本听不进去，在司礼监太监王坤、锦衣卫马吉翔的怂恿下，向全州逃难。瞿式耜只好请求自己留守桂林。瞿式耜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要求朱由榔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广西，那怕暂驻于靠近湖南的全州也好。不料永历帝畏清若虎，在四月间还是逃到了武冈。
瞿式耜在风声鹤唳之时，能够镇静处之，仿止了桂林地区的瓦解，值得充分肯定。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保卫桂林的战役规模是很小的。
第三节 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在广东的抗清活动
永历朝廷不知清军虚实，非降即逃，近于自行瓦解。镇守柳州、南宁一带的明庆远伯陈邦傅也被清军声威吓倒，私自派人同佟养甲、李成栋联络，准备投降清朝。在这种危急关头，广东的一批仁人志士奋然而起，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熟悉山川险要，组织义军展开反清活动。广东各地义师的兴起，使坐镇广州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穷于应付，不得不急檄进入广西梧州的李成栋部回援。正是由于他们的斗争，才使永历朝廷免遭灭顶之灾，重新稳定了广西的局势。
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领导的广东义师虽然先后被优势清军所镇压，但是，死难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正是由于他们在广东各地掀起势如潮涌的武装抗清飙风，迫使清两广当局匆忙调回进攻广西的主力，永历朝廷在广西的统治才赖以维持下来。而且，清朝主将李成栋在镇压义师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人心所向，这对于他次年的反清归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四节 永历朝廷在武冈
永历帝由桂林逃到全州后，这里已是军阀刘承胤的势力范围。刘承胤明朝末年任参将，崇祯十六年奉巡抚之命带兵镇压了起义，升任副总兵。弘光初，镇守武冈。1646年七月，隆武帝封他为定蛮伯，从此拥兵自重。当1647年初永历帝由梧州逃至桂林，惊魂不定时，他上疏迎驾，表面上是保护朝廷安全，实际上是挟天子以自重。这年四月十五日，朱由榔在刘承胤唆使下，迁入武冈，以岷王府为行宫，刘承胤迎驾有功进封武冈侯。
朱由榔既然以为刘承胤兵强可倚，刘承胤也借此挟制朝廷。在移跸武冈之后，刘承胤即威福自操，骄横跋扈。
六月间，督师大学士何腾蛟至武冈朝见永历帝，对刘承胤的威福自操非常不满，就同部分大臣疏请永历帝回驻桂林。
1646年八月，清廷以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领兵往征湖广、两广。次年（1647）三月，孔有德率领的清军由岳州进兵长沙。清军占领长沙后南下衡州，何腾蛟、章旷等人一味奔窜，势同瓦解。八月，清军乘秋高气爽进攻武冈、永州。当孔有德部向武冈进逼时，刘承胤向孔有德表示愿意献上永历皇帝。孔有德疑其有诈，没有立即答应。刘承胤为了表示自己真心投降，一面下令将武冈城门严密看管，防止永历帝出逃；一面自己剃头再次前往清军营中接洽投降。
在刘母出面干预下，永历帝和少数朝臣带着宫眷匆忙出城逃难，象征皇帝威严的仪仗乘舆等都来不及收拾，全部丢弃在武冈，寻小路直奔广西。到达广西古泥时，有总兵侯性接驾，朱由榔才放了心，在侯性护送下到达柳州。
第五节 郝永忠部由湘入桂
郝永忠在1646年秋奉何腾蛟之命领兵援赣，迎接隆武帝，由于何腾蛟私下叮嘱不可假戏真做，在九月初二日到达郴州后一直观望不前，在该地驻扎了几个月。十月初四日，赣州失守，援赣已经没有意义了。1647年春，清孔有德等部入湘，何腾蛟、章旷等节制无能，一溃千里，长沙、衡州、常德先后失守。何腾蛟逃至广西兴安，郝永忠也率部由湘入桂。
不料，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于元烨等人认定郝永忠原为“闯贼”部将，怀有极深的敌意，开初想阻止郝部进入广西，后来得报郝军已过兴安、灵川，又如临大敌地关闭桂林城门，拒绝郝部入城。瞿式耜等人对原大顺军、大西军所持敌对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们是南明政权中目光短浅的一批死硬分子，对原农民军极尽打击排斥之能事。明军与农民军联合抗清中波涛叠起，都是这些掌握着南明朝廷和地方大权的官僚从中作梗，终致局势日趋恶化。
十一月，清怀顺王耿仲明等大举进攻广西全州。明督师何腾蛟驻兴安指挥，南安侯郝永忠亲统大兵出灌恢道，于兴安闻警，一面发兵扼守灌阳，一面统兵星驰援全。全州之战，各“勋镇共以首功归永忠” ，连瞿式耜在同月十六日奏捷疏中也不能不说：“南安侯郝永忠、宜章伯卢鼎、新兴伯焦琏与滇镇赵印选、胡一清，诚不愧标名麟阁。”永历帝则称赞“全阳奇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
由于郝永忠等在全州狠狠打击了入犯广西的清军，永历帝才在这年（1647）十二月初五日应瞿式耜等人之请移跸桂林。
第六节 永历帝的逃离桂林
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九月，朱由榔到达柳州以后，瞿式耜坚持请他移跸省会桂林。朱由榔认为驻于广西内地比较安全，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直到十一月十三日在全州击败来犯的耿仲明部清军后，朱由榔才在十二月初五日再次来到桂林。
广东清军提督李成栋在镇压了抗清活动之后，稳定了广东局势，又出兵西上，十一月间清军重新占领梧州。郝永忠从全州驰还桂林；督师何腾蛟带着卢鼎部也跟着南撤。
全州降清以后，广西门户洞开。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正月，督师何腾蛟驻守兴安，命令各将领抽调兵马赴该地堵截清军由全州南下。郝永忠派部下罗中军带领一千名骑兵前往兴安。二月初一日，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兵由湖南经广西全州向桂林推进。何腾蛟惊惶失措，竟然在滇将胡一清等保护下临阵脱逃，郝永忠派出的骑兵在兴安陷入重围，城破后全部战死 。郝永忠接到报告后大为愤慨，坚决拒绝同守辅瞿式耜一道保卫桂林，主张奉永历帝向后方转移。二十二日上午，朱由榔和宫眷、随驾官员离开桂林。
第十四章 郑成功在闽粤沿海地区的军事活动
第一节 郑军同安之役
1647年八、九月间泉州战役，郑成功还是以定国公郑鸿逵的助手身分参战的。战败返回安平以后，他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召募文武人才。在他的感召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参与决策，联络各地抗清势力和治理地方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凭借他在隆武朝廷内的地位和郑芝龙的旧关系，招集兵将，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对于不同出身的将领大体上能做到一视同仁，惟才是举。特别是在军事组织上作了精心的改编，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雄、飞扬跋扈的局面。
郑成功也非常注意练兵。他估计到己方所长是海战，然而要同清军作战，收复失地，必须训练步兵和骑兵。由于东南沿海缺少马匹，郑成功在组建骑兵时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他后来同清兵作战中往往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郑成功的军需供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其次，是在攻占地区征收粮饷，从一些史料来考察，田赋额和因用兵而征发的劳役是相当重的，这固然解决了一部分燃眉之急，也极易失去民心。郑成功攻占的福建、广东沿海地方往往很快沦陷，这不仅是个兵力对比问题，税役的畸重（有时根本不能算赋税，而是赤裸裸的掠夺）使他难以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第三，他几次出兵潮州，目的主要是搜括粮食。
大致可以说，郑成功从1646年底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到1648年才形成一支对清朝颇具威胁的力量。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初十日，郑成功率领部将进攻福建同安县。正在这时传来了广西、湖广等地拥立永历帝的消息。郑成功从此遥奉永历正朔。他派人前往广东，向永历朝廷报告自己在福建沿海抗清的情况，表示愿意在永历朝廷领导下东西配合，共谋复兴。
七月，清军进攻同安。至八月十六日城破，清兵屠城，血满沟渠。郑成功在铜山接到同安告急文书，亲统大队舟师来援，因北风正厉，船行受阻，五天后才到达金门，同安失守的消息传来，他为死难者痛哭遥祭，怅怅然回师铜山。
第二节 郑军潮州之役
郝尚久是李成栋的部将，入广后奉命镇守潮州。1648年李成栋反清归明，郝尚久也随之反正，永历朝廷封为新泰伯。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前后，郑鸿逵、郑成功军同广东郝尚久部争夺潮州之战，是南明史上的一次内讧。
在郑军争夺潮州府时，清尚可喜、耿继茂军由江西南下，于1650年二月进抵广州城下。三月，惠州降清。郝尚久镇守的潮州西面已归附清朝，与永历朝廷隔绝；东面又遭到“遥奉永历”的郑成功军的进攻，他一怒之下决定叛明降清。清军当即率师入潮，会同郝尚久击败郑成功，迫使郑军退回福建铜山。
第三节 1651年清军袭占厦门
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鲁监国五年）七月，郑成功从广东败回，没有实现以潮州为基地的愿望。八月吞并了郑彩、郑联兄弟的兵将、船只，又取得厦门一带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实力大大增强，从而改变了郑芝龙降清后原郑氏集团各自为政的局面。
正在这时，郑成功得到广东传来的消息，他的叔父定国公郑鸿逵在潮州地区筹集粮饷由于赋额太重，引起百姓的反抗，又受到优势清军的压力，已经陷入困境。这年（1650）十月，郑成功决定亲自带领主力前往潮州。
就在郑成功大军由海上进攻广东的时候，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获悉郑成功主力已经南下，厦门守兵单薄，他们对于郑氏家族垄断对外贸易积累下的巨额财富早就垂涎三尺。三人密议后，于闰二月二十七日调集军队乘坐小船渡海偷袭厦门。
三月二十五日，郑成功率舟师返航；四月初一日到达厦门，清军马得功部已逃回大陆。他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极为愤怒。四月十五日，郑成功扎营于厦门澳仔（今厦门大学校址），召集诸将追查厦门失守的责任。
顺治九年（1652）冬，清廷有意招降郑成功，得到报告说郑成功因厦门财产被抢，“借口索债，兴兵结怨” ，对抚、道、镇臣瓜分财宝隐匿不奏大为愤慨，把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和巡按御史王应元革职，扭解京师三法司会审。张学圣、马得功、黄澍拚死不招，一口咬定城中并无财宝，若有私分情形，“甘愿凌迟处死”。这笔庞大的财富估计当事人用了相当一部分贿赂承审官员，结果三法司议罪时游移不定，草率了事。
第四节 郑、施交恶和施琅降清
存目
第十五章 吴胜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第一节 吴胜兆反清和陈子龙等人的遇难
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四月十六日，在苏州发生了苏松提督吴胜兆反清复明的事件。
吴胜兆，辽东人 ，曾经在明军中任指挥；降清后南下，顺治二年就任苏松常镇提督。
顺治三年正月，太湖义师攻破吴江县，吴胜兆带兵进剿，在县城内外大肆抢掠，闽浙总督张存仁上疏参劾，罚俸六月，因此“心甚怏怏，每怀异念”。在扫荡太湖等地的抗清武装时，他招降了不少义军首领，兵力大增，又与同驻苏州的清江宁巡抚土国宝摩擦甚多。土国宝密报驻于江宁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说吴胜兆招降纳叛，心怀不轨。洪承畴认为这是巡抚和提督之间的矛盾，命吴胜兆移镇松江。吴胜兆受到排挤，内心更加不满。他部下的参谋戴之俊等人原是抗清义师首领，乘机劝他反清复明。
陈子龙是明末复社钜子，清军南下后他积极参加抗清运动。戴之俊的来访立即得到他的支持。不仅允诺利用同昌国参将黄斌卿的旧交写信牵线搭桥 ，还请友人作代表去见吴胜兆，鼓励他反戈易帜 。
开初，黄斌卿不愿出兵接应；沈廷扬、张名振、张煌言等人都认为机不可失，力主出兵。黄斌卿难违众议，同意派部分兵将参与接应。张名振等人立即用银铸印一颗，另有敕书一道，交密使带回。在密信中约定四月十 五、十六日舟山海师进抵吴淞，同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 吴胜兆收到密信和银印后当即按计划而行，由戴之俊草拟了“恢复中兴条约” 。四月十六日，他以会议“下湖剿贼”事务为名，把松江府海防同知杨之易、理刑推官方重朗请到提督署内。二更时分把杨、方二人乱刀砍死，文武官员割辫反清 。吴胜兆派督标中军副将詹世勋、左营中军都司高永义前往海边迎接舟山海师。
对于吴胜兆的决意反清拥明，张名振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吴胜兆部同舟山明军会合就可以轻易拿下松江、苏州两府，然后同太湖地区的抗清义师分头出击，有可能趁势收复南京，推动大江南北的抗清斗争。因此，他和沈廷扬等带领本部兵员和黄斌卿的一部分军 队分乘战船二百多艘，从舟山出发，准备按预定日期到达松江 。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飓风，不少船只被汹涌的波涛掀翻 。张名振的座船也在风浪中撞破，他坠入海中，抱着帆桅挣扎上岸，找到附近一座小庙藏身。监军张煌言也因“飓风覆舟，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 。沈廷扬、总兵蔡聪（黄斌卿妻舅）等将领十余人上岸后被清军俘获，七月初三日就义 。这样，从舟山出发去接应吴胜兆的海师被迫返航。
詹世勋、高永义瞭望海上，直到天亮不见援兵踪影，感到事情不妙，合谋反戈一击。他们带领兵丁攻入提督衙门，逮捕吴胜兆等人，解送苏州转押南京。
消息传到南京，洪承畴同操江总督陈锦、镇守南京满兵提督巴山会商后，决定由陈锦、巴山亲自统兵前往苏州、松江。二十二日到达苏州，正值“湖祲跳梁”，陈锦、巴山判断这是吴胜兆联络的太湖义师，立即分兵先行入湖清剿 。接着在苏州、松江一带大肆搜捕抗清人士，稳定局势 。从四月下旬到五月间，清军在松江、苏州、太仓二府一州严缉党羽。陈子龙被指控为主谋，他隐姓埋名从松江逃往嘉定，又转往昆山，终于被清军捕获。 五月十三日用船押解途经娄县吕冈泾时，陈子龙借口出恭，乘看守人员不备，跳进河中淹死，清军把他的头砍下来悬挂示众 。
吴胜兆反清活动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策划反清本来应该严格保守机密，尽量显示其突发性，以收出敌不意之效。一旦宣布反正立即固守松江，夺取苏州，会合舟山海师和太湖义旅共图进取。可是，许多史料都记载，吴胜兆起事之前他的参谋人员即在四出联络时张扬其事，弄得人言籍籍，结果仓猝而起，终归失败。其次，参预密谋的核心人物应当非常可靠，吴胜兆对部下将领缺乏控制力，以至祸起萧墙，功亏一篑。第三，舟山派来的接应海师遇上飓风，不战而败。从清方奏报来看，海师因天有不测风云颠覆了部分船只，兵员损失并不太大。松江起事以后仍可派兵接应，加上太湖义师和潜伏于松江一带的复明势力配合作战，清方南京、苏州驻扎的有限兵力很难应付。
第二节 宁波华夏等人的密谋反清
1647年（顺治四年）冬，浙江宁波（鄞县）发生了所谓“五君子翻城”之役。“五君子”是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概念，它实际上指的是华夏等人在宁波策划的反清密谋。
第三节 王光泰兄弟在襄阳、郧阳反清
王光恩、王光泰、王昌三兄弟原来都曾参加明末农民起义，王光恩在义军中绰号关索，颇有点名气。崇祯后期受招抚，所部改编为官军，固守郧阳。1645年清军追击大顺军进至郧阳时，随明朝委任的郧阳抚院徐起元投降了清朝，被委任为襄阳总兵。1647 年四月，王光恩因为同清朝委任的郧阳抚院潘士良闹摩擦，被诬逮捕押往北京。 清政府企图改编这支部队，王光恩的弟弟王光泰（又名王二）、王昌（又名王三）知来者不善，在四月二十九日率领部下兵将七八千人反清，连破襄阳、郧阳，处死大批清朝文武官员，并且公然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王光泰兄弟在九月内退出郧阳进入四川， 这以后一直活动于夔东地区，同大顺军余部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部联合作战，成为著名的“夔东十三家”之一。
第十六章 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第一节 金声桓、王得仁领导的江西反正
金声桓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部将，明亡时升至总兵官。1645年四、五月间，清英亲王阿济格大军追剿李自成部至九江一带，左良玉病死，部将随良玉之子左梦庚降清。阿济格令左梦庚领麾下将领往北京朝见，金声桓惟恐失去兵权，要求率领所部兵马收取江西，为清朝开疆拓地，得到同意，授予提督江西全省军务总兵官的官衔。和金声桓同行的有原大顺军将领王体中部。王体中原在大顺军镇守德安的大将白旺部下，1645 年五月初李自成突然遇难，大顺军内部发生混乱，王体中乘机杀害了白旺，率领部众向阿济格投降 ，被授予副总兵。
五月下旬，金、王到达九江，派人前往南昌，称满洲兵马步二十余万旦夕将至，只有迅速归降才可免遭屠城。南明江西巡抚邝昭解印而逃，省城南昌陷入无政府状态。六月初四日，南昌士民推出的一些代表到达九江迎接“金督镇”。十九日，金、王到达南昌，在岸边受到几十名生员的欢迎。
进城以后，金声桓部驻于西城，王体中部驻于东城 。金声桓倚仗王体中的兵力收取了南昌附近州县，然而他对王体中的骁勇善战、兵力强劲却深怀戒心，时刻寻找机会吞并王部兵马。闰六月，清廷下达的剃发令传到了江西，金声桓即率部遵令剃头。七月二十一日，王体中领兵从抚州回到南昌，坚决拒绝剃头。金声桓认为这是除掉王体中的最好时机，私下笼络了王体中标下游击王得仁，于七月三十日假称议事把王体中刺杀。后经过两天交锋，王部因首领被杀和王得仁的招诱，终于归附了金声桓。金、王二部既合，攻克明永宁王朱慈炎所据的抚州，追杀慈炎； 收取吉安，并将逃往该地的明巡抚邝昭押送武昌 ，接着又占领广昌等府。八月二十五日派部将占领袁州。至此，江西十三个府除赣州、南安外都被清方控制。
金、王自以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 ，王得仁屈居副将。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遭到驳回，只将他的官衔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规定
“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 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
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王在收取江西时凭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巡按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
就南明而言，由于兵力不足、疆土日蹙，也力图高悬爵赏策动降清将领幡然来归。早在隆武二年（1646）春天，黄道周由闽入赣时，就先后三次写信给金声桓劝他改弦易辙。当时金声桓等还在得意之时，黄道周的兵力非常有限，招降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据守赣州的南明督师万元吉在崇祯后期曾任督师阁部杨嗣昌的主要谋士，同左良玉部将领有较多接触。他凭借过去的老关系，派密使带着亲笔信件规劝金声桓反清。金声桓虽不回信，却接待了使者，私下殷切讯问万督师的情况，秘密放回 。不久，黄道周、万元吉先后兵败身死，金声桓不敢轻举妄动。但隆武朝臣亲自致书劝说，许以高官显爵，对金声桓等人肯定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与此同时，金、王和清廷委派的江西抚、按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对金声桓、王得仁暗中同南明势力的来往已经密有所闻，加紧搜集证据上报清廷。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巡按、布政使等 ，宣布反清复明，不愿反清的官员均被捕杀，只有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抛下妻儿家属，缒城而出，乔扮和尚，星夜逃往南京报告江西发生了重大事变。
金声桓、王得仁起事时，还不知道永历帝即位的消息，因此在发布的安民告示上署隆武四年，金声桓自称豫国公，王得仁称建武侯。明弘光朝大学士姜曰广是江西新建人 （今属南昌），罢官后居住在本县，金、王认为他是先朝重臣，把他迎接到南昌城中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名义号召远近。不久得知隆武帝已遇难、桂王朱由榔即位为帝，于是文书告示改署永历二年，派密使装扮成和尚，携带佛经一部内藏给永历朝廷的奏疏，前往广西行在报告反正情况。江西绝大多数府县都闻风而动，纷纷竖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
反清之后，摆在金、王面前的任务是向何方进兵。开初，金、王的决策是北上拿下九江，然后顺江而下进攻南京。二月初，王得仁领兵进抵九江，接着占领湖口 、彭泽 。幕客提出了奇袭南京的建议。王得仁很重视，一面派兵入长江，收取九江上下游地方，一面派使者回南昌请示金声桓。王得仁的军队占领九江一带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安徽许 多地方的复明势力迅速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形势颇为可观。
清廷接到江西起事的报告之后，即命令进至湖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退回汉阳。孔有德见人心不稳，为了防止内变，竟然把在湖南降清的原明安国公刘承胤、偏沉巡抚傅上瑞等人全部杀掉 。这些事实说明当时清朝对湖广的统治还不稳固，防守兵力相当有限。九江以东的安徽部分州县情况也很类似。庐州府朱国材化名冯弘图，“假称史阁部（可法）”名义起兵，攻克巢县、无为州。二月初六日，朱国材在同来援清军交战时被擒杀。
三月十六日，金声桓亲自统领大军“二十余万水陆并进，直犯赣界”，十九日进抵赣州城下。赣州虽然成了一座孤城，但该城三面临水，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是易守难攻的重镇。赣州城下旷日持久的战役对金声桓、王得仁是非常不利的。清方的奏报对金声桓、王得仁统率的兵力数字肯定有所夸大，但是金声桓指挥围困赣州的兵马肯定超过城内清军，王得仁的率部增援不仅毫无必要，而且造成了赣北防守力量严重不足。在金、王大军顿兵于赣州城下的时候，清廷派遣的征南大将军谭泰带领满、汉军队已经迫近江西。五月十九日，金声桓、王得仁引军返回南昌。六月初三日，王得仁领精兵出城迎战南下清军，在七里街被清军击败，退回南昌。谭泰乘胜挥军前进，在七月初十日包围了南昌，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省会同其他州县的联系。南昌城被围困日久，粮食薪柴均告匮乏，迁延到165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正月十八日，清军发动猛攻，十九日午后蒙古兵竖云梯登上城墙，南昌失守。